学院概况

最新发布

服务

当前位置: 主页 > 留学新闻 >

中国最早的赴欧留学生

作者:开心麻将 发布时间:2020-08-27 17:29 浏览次数:

  自公元1583年,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由澳门来到中国后,德意志人汤若望、比利时人南怀仁、法国人白晋、张诚、金尼阁、马若瑟、雷孝思、蒋友仁及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耶稣会教士相继来华。他们带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新兴科学,从天文、历算、物理、化学,到医药、生物、机械、水利,乃至西洋建筑、美术、哲学、法学等诸多领域的最新成果,西学东渐,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内容,亦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。

  与此同时,来华耶稣会教士在耳濡目染中,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烈兴趣,他们将中国的历史、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国画、书法以及儒学、道学、佛学等经典传播介绍到欧洲,从而掀起泰西多国一波又一波的“中国热”。东学西渐,为数众多的欧洲人士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好感。正是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,中国有了最早的赴欧留学生。有趣的是,这些留学生既非朝廷公派,亦非自费留学,而是随同耶稣会教士返国,或借助彼等推荐而来到欧洲的。

  公元1650年(顺治七年),广东香山澳(澳门)24岁的郑玛诺,随同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卫匡国乘船前往意大利,后入罗马公学修习“格物穷理探究之学”,即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自然科学。卫匡国系著名学者,在华期间曾走遍诸多行省,抵京师、登长城,测定各省重要都市之地理位置,制成《中国新图》,使旧有之中国地图面貌一新。卫匡国撰有《中国上古史》、《鞑靼战纪》,详实客观,为中外史学界所倚重之信史。郑玛诺得卫匡国之助,积10年苦学毕业于罗马公学,堪称中国第一位赴欧留学生。他于1617年返国服务,住在北京,不幸于4年后病逝,年仅38岁。

  公元1680年(顺治十七年),江苏江宁(南京)人沈福宗随耶稣会教士柏应理赴欧留学。期间沈福宗曾应邀到英国,协助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哈德完成其学术专着《中国度量衡考》,该书于168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。哈德对中国象棋很感兴趣,沈福宗便和他在闲暇时切磋棋艺,两人对中国象棋做了多方面研究。1685年,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举行登基加冕典礼,沈福宗应邀出席了此次盛典,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。

  公元1707年(康熙四十六年),山西平阳人樊守义与耶稣会教士艾若瑟同行,前往欧洲留学,樊守义在国外14年,曾游历多国,山川风物,亲见亲闻,撰有国人第一部欧洲游记《身见录》,原稿现藏罗马图书馆。樊守义于1721年学成归国,在京畿地区传教,1753年因病与世长辞。

  康熙年间,有一福建兴化人黄姓者,其名已不可考,随同在四川最早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俄来到欧洲,他在巴黎的国外传教学校研究室学习并进入皇家图书馆工作,后娶法国女子为妻,1716年病故于巴黎。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文化及艺术趋之若鹜,对于黄姓的到来极表欢迎。法国著名学者歧尼在其著作中曾述及黄姓,他说:“路易大帝(路易十四)时代,中国人有黄君者来法,长老毕囊留他在皇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,曾作论文数篇,不幸病故,未能卒业。佛尔芒先生为当代闻人,博学重望,尝受命查阅黄君遗着。厥后久经困难,方计划编成一部《中法字典》”。显然,黄姓者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要编就一部《中法字典》,因病去世而未能毕其功,惜哉!

  公元1721年,因此前法王路易十四赠中国西洋书籍甚多,康熙帝礼尚往来,精选中国典籍四千册,派遣耶稣会教士傅圣泽专程护送,还赠法国国王。有国人胡约翰(教名)者,应征随傅圣泽远赴欧洲,担任这批中文典籍的解释者。胡约翰虽已加入教会,显系饱学之士,否则朝廷亦不能首肯,而胡约翰之赴欧,则颇类后世之访问学者,留学之事,反在其次。不过,胡约翰对十八世纪之中法文化交流倒确乎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
  公元1723年(雍正二年),意大利耶稣会教士马国贤返回欧洲,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设立中国语言学校。归途中,马国贤偕同四位中国青年人同行,一路上,马国贤向他们宣讲福音,并施以传教之必要的教育。由于史料的缺失,我们只知道四人中一名顾约翰,一名殷约翰,其它二人姓氏已不可考,到葡萄牙后的情况亦付诸阙如。

  公元1754年(乾隆十八年),澳门码头上,21岁的高类思和20岁的杨德望登上法国印度公司的大帆船驶向浩瀚的大洋。此行是受北京耶稣会派遣,前往法国留学,同行者中亦有一陈姓者,名字不详。高类思与杨德望均出生于北京,父母都是基督教徒,两人都在北京的教会学校读书。此番能赴法深造,对二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遇,而从教会到父母也都对这两位年轻学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。

  抵达法国后,高类思与杨德望顺利进入位于拉夫雷斯的皇家学院,学习法文、拉丁文,并研修神学、逻辑学等学科。在该学院毕业后,二人来到巴黎,请求到修道院做修士,但法国耶稣会会长参酌在华耶稣会教士之意见,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,未予批准,而是安排二人在耶稣会继续学习。

  1763年,法国耶稣会突然解散,高类思、杨德望的去留顿时成了问题。所幸在布罗开维尔、克拉和圣弗罗伦汀伯爵等知名人士的大力帮助下,法国政府为二人提供了750利耳的年金,使他们得以继续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。

  1764年,高类思、杨德望学业结束,决意归国服务,拟乘坐法国印度公司的海船,逐申请于当时兼管该公司的柏坦宰相。柏坦为爱惜人才及深入沟通中法两国文化、学术、工艺之交流,奏请法王路易十五将二人留学期限再延长一年。路易十五欣然准奏,并给予二人以丰厚的赏赐,其中包括体现了法国美术、工艺及新式科学利器水准的诸多物品,如望远镜,显微镜、手携印刷机、精密器械,以及精美的装饰玻璃、珐琅制品、金表等。

  高类思、杨德望自然欣喜异常,在这延长的一年中,他们不辞幸苦,为研究中法两国工艺美术的异同及法国科学仪器的制作,从里昂到多非内,参观了众多的工场、作坊,且跟从名教授布吕松与凯德研究物理学、化学、博物学,并学习西洋绘画与铜版雕刻术,以备归国后使用。

  1765年1月16日,在法王路易十五的资助下,高、杨二人乘坐法国印度公司的什瓦则尔号海轮归国。而此时,二人获赠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特地为他们撰写的《中国问题集》和《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》两书,更使他们惊喜而感动。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杜尔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,对孔子更是极为尊崇。他结识了高类思和杨德望后,对两位留法中国青年学者的深厚学养及儒雅气质极感兴趣,故有写书相赠之举。

  《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》一书的1793年英译本序文中曾述及:“是时有留法之中国学生二人,得法王膏火,将返母邦,杜尔阁之着斯书,即所以贻此二人者。盖当时法国之经济学家,皆以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,予二人以膏火者,欲其以国中之实情相告。故杜尔阁特备问题一束以供其解答之用,而同时复作此书以贻之,俾其对于此种问题之目的,有深切之了解焉。”

  有趣的是,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于1764年至1766年留学法国,与杜尔阁过从甚密。他后来的名著《国富论》也确乎从杜氏《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》一书中汲取了不少学术营养,由此亦可证实二人之友谊有感情与学术之深厚基础。

  1766年(乾隆三十一年)1月下旬,高类思、杨德望历时一年,鲸波万里,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北京,受到在京耶稣会教士们的热烈欢迎。北京耶稣会对杜尔阁希望了解中国相关资讯的愿望颇为重视,在京传教士们协助高类思、杨德望认真研究,依次加以答复。其中包括中国之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及农业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;中国造纸、印刷、纺织之原料、制法;中国地质、陶土、纸、墨、茶叶等等,以及在华之犹太人、鞑靼人和苗族等人文历史问题。作为著名古典经济学家,杜尔阁关注着遥远东方古国的种种经济、人文形态,确实令人感动。

  大量的相关资讯及研究成果陆续寄往了法国巴黎,汇编成《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》,按卷依次出版,为欧洲学术界了解和研究中国提供了宝贵资料。其中,高类思独自研究和撰写的《中国古代论》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,而巴黎更将北京耶稣会提供的图画《中国兵法论》及绘图《米谷保存法》单独印行出版。高类思于1780年(乾隆四十五年)因病在北京去世。杨德望后来前往江西服务,于1787年(乾隆五十二年)去世。

  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及相关史料的缺失,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的详情已鲜为人知,但从郑玛诺、沈福宗、樊守义,到高类思、杨德望诸人,他们不畏旅途艰险,相继前往欧洲,为中欧文化的交流与人民间的沟通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,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履痕,也刻写下他们曾经的印记。


开心麻将

©开心麻将

地址: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7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南学楼 邮编:650191

电话:+86-871-65033412

传真:+86-871-65148547

相关链接